45岁以后近9成人无生育能力,代孕是否可放开?

全面放开二孩政策以来,很多高龄妇女加入了生二孩的队伍,各地医院产科迎来婴儿出生潮。

到45岁以后,将近90%的人没有生育能力了,末次妊娠的平均年龄是40岁左右。

生了一个儿子,还想再生一个女儿,儿女双全一直是安徽合肥居民程荷凤最大的心愿。去年,39岁的她终于等来国家的二孩政策,尽管取掉了节育环,但一年多了还是怀不上。医院检查报告显示,输卵管通而不畅,子宫前壁有两个直径3厘米和2厘米的囊肿。程荷凤在上海一家大医院做了微创手术,最终幸运地怀了胎。

二孩政策全面放开以来,70后、80后加入了再育的行列,高龄孕妇井喷式增加。我国高龄孕妇的比例,1995年为0.9%,2005年为4%,2015年为10%。数据显示,全国符合生育二孩条件的9000万左右家庭中,60%的女方年龄在35岁以上,50%在40岁以上。不少高龄女性急着怀孕,却有心无力,怀不上孩子了。不孕不育成为想生育二孩家庭的最大心病。

国家卫计委科研所临床医学中心副主任耿琳琳说,人的生育年龄和生育率呈负相关性,年龄越大,生育能力越低,再加上妇女的卵细胞逐渐老化,以及环境污染、电磁波辐射、化学品的影响,在未绝经期之前的10年内,妇女的卵泡质量会出现下降趋势。随着年龄增加,生育率呈明显下降趋势,到45岁以后,将近90%的妇女没有生育能力了,末次妊娠的平均年龄是40岁左右。

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生殖中心主任医师鹿群表示,年龄在生育中占非常重要的地位,年龄决定了卵子细胞的质量和数量。生育能力也随着年龄的增加而下降,一方面是卵巢储备功能下降,另一方面是影响生育能力的疾病增加,流产率升高。

相比卵子,精子更脆弱。近年来,男性不育增高趋势比女性不孕还要明显。工作压力大,影响身体内分泌激素分泌,导致精子数量减少、精子运动能力降低和精子形态异常。男性中无精症、少精症、弱精症病人明显增加,生精细胞严重损害,精子质量下降,从而降低男性的生育能力。相关统计表明,男性每毫升精液所含精子数量降至目前的2000万到4000万个。

“曾经做过剖宫产的母亲再次生育,面临着疤痕子宫的风险。疤痕愈合不了,到了晚期随着胎儿的增大,有可能发生子宫破裂,甚至危及生命。”耿琳琳提醒,怀孕的妈妈,要特别注意早孕期排除子宫疤痕妊娠。建议40岁以上女性一定要先咨询医生,防止并发症。

人类生育力下降,已经成为越来越严重的社会问题。世界卫生组织人类生殖特别规划署报告,世界范围内不孕不育率高达15%—20%,中国不孕夫妇约1500万对。北医三院妇产科主任医师王丽娜介绍,怀孕的妇女流产率高达15%,复发性流产约占1/3。即使能怀上,保住了,生下来的孩子有5.6%的出生缺陷率,是发达国家的2倍。

耿琳琳分析,高龄不但能使生育能力降低,而且生育的畸形儿童明显增加。高龄生育的妇女卵子老化,造成基因突变的情况增多,更容易生出基因缺陷的患儿。如果孕妇的实际年龄大于34岁,胎儿畸形率会达到8%—15%。一些先天性的疾病如心血管畸形、唇腭裂等,发病率也会随着母亲生育年龄增加而上升。

冷冻胚胎留“种子”

38岁以上再做生育力保存的成功率非常低,活产率小于1%,建议在35岁以前做生育力保存

2016年末,在长春市吉大二院,一名产妇剖腹产生下一个7斤4两的男婴,母子平安。让人惊奇的是,这名产妇已有64岁。产妇因“失独”在闭经10年后,再次通过试管婴儿技术怀孕。如此高龄还能成功怀孕,几率极小。

随着二孩政策全面放开,接受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治疗的程序简化,越来越多的高龄产妇选择再拼一把,冻精冻卵、试管婴儿成为热门话题。王丽娜说,辅助生育技术解决了不孕症患者的问题,给许多家庭带来了福音。

王丽娜刚开始在生殖门诊时,经常有病人来问:“大夫,我上你们这儿做试管,什么时候能把孩子抱回去?”他们以为是在试管里把孩子养大,不用生,到10个月把孩子抱回去就可以。

最近,北京石景山区居民成丽霞顺利地生下二胎。这个新生儿是她女儿的同胞胎,只是晚出生了10年。成丽霞当年为生孩子发愁,最终选择了在北医三院做试管婴儿。在实验室的培养皿里进行培养形成胚胎,取卵后3—5天把胚胎或囊胚移植到子宫。移植第四天验尿,如果怀孕了,30天进行B超检测,后续进行产科产检。当时还有剩余的胚胎,进行冷冻以备下次移植。放开二孩政策后,成丽霞到医院询问冷冻胚胎能否解冻,让她再生一个孩子。王丽娜说,冷冻胚胎成功率很高,同时打破了人们对生育的传统观念。

王丽娜介绍,实施辅助生育技术,早产率、妊娠高血压、妊娠期糖尿病的发病率比自然妊娠高,多胎比例明显升高。多胎会导致孩子出生体重的下降,做辅助生育还有一些并发症。

肿瘤患者经过放化疗后,生育能力会受到毁灭性打击,生育率非常低。王丽娜提醒,这类人群可以提前冷冻胚胎留下“种子”。研究发现,38岁以上再做生育力保存,成功率是非常低的,活产率小于1%,因此建议在35岁以前做生育力保存。

代孕是否可放开

代孕要有“刹车”,不能任意行驶。要把代孕技术放在一个特定的笼子里关着,但这个笼子不能太松,“牛栏关猫”是不行的

治疗不孕不育的方法有很多种,比如药物治疗、试管婴儿、人工授精等。但是,这些方法的疗效还有待进一步提高。目前,一般性的药物治疗怀孕率为10%—15%,做试管婴儿的怀孕率为40%—50%,人工授精的怀孕率为15%—20%。

如果自己没法生二孩,另一条路就是代孕,但我国严格禁止代孕。2001年,原卫生部曾出台《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》,其中第3条第2款指出:“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配子、合子、胚胎。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。”作为一种相对新兴的事物,代孕确实涉及一系列伦理问题,也对社会管理带来挑战。

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薛军认为,代孕过程中,即便精子和卵子都属于委托夫妻,孩子由另一个女性身体生产,也可能让某些人产生亲子关系错乱的感觉。在怀胎和分娩过程中,代孕者可能对胎儿产生母子情结,在孩子出生后不愿放弃,造成归属权的争夺。

王丽娜说,目前,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所能允许的就是志愿代孕,代孕母亲基本上属于无偿的行为。王丽娜呼吁,如今肿瘤发病率这么高,有的病人可能在30岁甚至更早把子宫切了,这么年轻就永远丧失了做母亲的权利,确实令人惋惜。她建议适当放开代孕准入,但要防止商业代孕。

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教授王一方说,伦理不应该成为代孕技术的负担,而应成为促进技术有序发展的工具。对于失独家庭来说,夫妻双方处在精子、卵子尚可用的情况下,却已没有生殖能力了。代孕能解决失独家庭的生育问题。

对于代孕,耿琳琳感触特别深。汶川大地震中,很多家庭都失去了孩子,他们特别想再要一个自己的孩子,但由于年龄因素,没办法再生育了。她呼吁,加强伦理监督和技术监管,适当放开代孕。

北京大学医学部伦理学副教授尹秀云认为,代孕技术的应用有两个问题,一个是法律上的,一个道德上的。即便法律不允许,也不能把代孕悬置起来,完全不考虑。

王一方说,代孕要有“刹车”,不能任意行驶。要把代孕技术放在一个特定的笼子里关着,但这个笼子不能太松,“牛栏关猫”是不行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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