调查显示44%女大学生曾遭遇性骚扰 学校不愿公开

全国妇联一项针对北京、南京等城市15所高校大学生的调查发现,经历过不同形式性骚扰的女性比例达到57%。有学者调查1200名女大学生,其中有44 .3%的人表示曾遭遇性骚扰,而且不少受害者曾遭受过两次甚至三次以上。该调查也发现,23%的女大学生认为当前性骚扰的“情况很严重”,60.4%的女大学生认为“情况严重”。

“你这还是要去国外留学的人,一点都不OPEN。”临近夜晚10时,在北京某茶艺馆的7号包厢内,一名教授约前来咨询留学事宜的女学生喝茶,并让她翻译自己朗诵的英文,其间试图强行拥抱这位女生。女生拒绝了,但教授仍在靠近……

这是北师大学生康宸玮举报该校某学院副院长骚扰学生的视频片段,更多细节记载于他8月31日发布的《沉默的铁狮———北师大校园性骚扰调查纪实报告》里。而这只是他报告中“情节最为恶劣”的一起。据康宸玮不完全统计,2007年至今北师大校园内共有60起性骚扰事件确认发生。

事实上,类似性骚扰事件不只发生在北师大,在各大高校曾经发生。中山大学性别文化研究专家柯倩婷告诉南都记者:“教育是基础的,校方应该首先理解校园性骚扰对学生产生影响有多严重,不能为了顾全颜面,而将问题藏在黑暗里。”

44%受访者曾遭遇性骚忧

李晓是安徽合肥工业大学的学生。去年10月底,她正在准备期末英语考试。由于忘了时间,在过了晚上11时后,自习室的人陆续散了,就剩下她和一个男生。此时,男生突然过来搭讪,“我今天晚上注意你很久了,你好漂亮,尤其是腿很美。”李晓告诉南都记者,“他当时坐在我的前面一排,然后那个手就往我腿上摸。”她被吓得赶紧扔下书跑出教室,而男生跟着追了出来。所幸,她最后甩开对方。回想起这件事,李晓还留有阴影,从此再也不敢自习太晚。

南都记者了解到,此类性骚扰事情在各大高校时有发生。如5月17日,北大学生反映,一个一米七左右,操东北口音的男青年来校园直播约北大女生,并“说一些下流无耻”的话;5月30日,浙江大学女生厕所中发现微型摄像头;6月15日,一名南京大学的女生在教学楼内午睡醒来,在裤裙上发现了疑似精斑的残留物。

2014年10月30日,在一次“高校预防和制止性骚扰机制研讨会”上,全国妇联一项针对北京、南京等城市15所高校大学生的调查发现,经历过不同形式性骚扰的女性比例达到57%。会上,有学者调查1200名女大学生,其中有44.3%的人表示曾遭遇性骚扰,而且不少受害者曾遭受过两次甚至三次以上。该调查也发现,23%的女大学生认为当前性骚扰的“情况很严重”,60.4%的女大学生认为“情况严重”。

权力关系下的性骚扰隐蔽

关于校园性骚扰的定义,目前尚未有明确说法。2005年《妇女权益保障法》修订时,规定“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,受害妇女有权向单位和有关机构投诉”。这是“性骚扰”一词首次出现在中国的法律条文中。中国政法大学刘小楠教授告诉南都记者,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后,虽然加入了性骚扰的禁止性规定,却没有对性骚扰做出界定,也没有对什么是性骚扰行为进行列举。

在一篇名为《我国校园性骚扰的防治》论文中,山东大学的邱立伟提到,关于校园性骚扰,美国妇女教育课程国家顾问委员会作出了如下界定:学术界的性骚扰是指教师使用权威去强调学生的性状态和性认同,使学生无法享有完整的教育机会、权益与范围。

国内有关学者也对此进行了界定:指行为人或受害者至少有一方是学校成员的性骚扰,包括不受欢迎的肢体、言词或非言词及利用互联网或现代通讯工具传递的图像、声音、言词等令行为对象不愉快的行为。

南都记者梳理发现,关于性骚扰的界定大致有两个前提:一是“不受欢迎的”,即违背他人意愿的行为,多发生于公共空间;二是基于不平等的权力关系而做的威胁、强迫等行为。而后者是高校里典型的性骚扰事件。在浙江某高校任职的刘兰还记得自己读研的时候认识的一个女生,因不堪导师骚扰和威胁,最后选择退学,而“老师继续做禽兽”。

类似案例并不少见。去年8月,安徽巢湖学院学生处处长拿毕业证威逼利诱女生。最为人熟知的是,2014年厦门大学历史系原教授吴春明诱奸女学生。该教师被举报以指导女学生论文为由,伺机侵扰学生。事后以毕业工作保研保博为名,或利诱或威逼。

柯倩婷告诉南都记者,有学生曾向她反映被老师骚扰。她认为,教师性骚扰学生的现象处于更隐蔽的状态。这类老师控制学生,通常以浪漫爱的形式开始,提供更多的机会与关注。当事件本身在权力关系时,遭遇性骚扰的学生有时还会被怀疑和污名化。

性骚忧对人的心理影响

与厦大博导诱奸女生事件相似,发生在台湾的一起大学校园性侵案,被改编成了电影《不能说的夏天》。影片又名《寒蝉》,秋深天寒,蝉即不鸣,意指受侵害的女生噤若寒蝉。影片讲述的是女主角白白在被自己敬仰的教授性侵后,面临心理崩溃及维权的经过。“发生这些事,你还有脸来学校!”“是不是你去勾引李教授的?”白白不仅遭受同学议论、辱骂,就连同被侵犯的两位女孩也不肯站出来为她说话,甚至帮教授掩盖罪行,而且自己的母亲也质疑她。

影片之外,现实中的校园性骚扰事件也有类似情况。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的何言,刚入大学时曾遭遇“咸猪手”性骚扰,由于没有证据,她从未向任何人提及。直到交男朋友后才第一次倾吐出来。出乎意料的是,她感受到对方一丝嫌弃。当有女生被骚扰时,总有声音将错误归咎于受害者,“这或许就是很多人被骚扰,被猥亵甚至被强奸而不敢声张的原因。”

广州心理专家胡慎之分析,在本来觉得安全的校园环境里,遭遇性骚扰对人产生的心理影响包括:安全感的丧失、人际关系有所改变;怀疑自我认知和判断,“被侵犯的女性常表现出自责,她们不敢跟别人说,不知道如何应对,还有强烈的困惑、羞耻和愧疚”。

而对于实施骚扰行为的人,有时他们并不是为了满足自己,而是在表达一种情绪,“处在压抑状态的骚扰者,通过露阴、咸猪手等方式表达压抑,做了这些事情后,他们有的会很后悔、愧疚甚至罪恶。在缺乏其他排泄方式和未及时进行强制性心理矫治的情况下,这种压力又变成他们再次实施性骚扰的动力,因而导致恶性循环。”胡慎之说。

建议加强反性骚扰教育不能把问题藏在黑暗里

今年5月,在北大女生频频遭遇直播男骚扰后,不少北大学生义愤填膺,自发成立护花联盟,哲学系大二学生李浩田便是其中一员。他告诉南都记者,当时学生们讨论很多应对措施,“有师兄甚至提议搞一个打人小组,不过从来没有行动过。”

在9月份入校前,正在哈佛大学攻读政治学硕士的史奇,接受了一次在线的校园性骚扰课程培训,大概一个小时的视频和PPT,内容包括性骚扰和强奸的定义,遇到性骚扰可采取的措施等。培训完后,每个人还要进行测试才能登记选课。

从上海交大毕业后,何言到了俄亥俄州立大学读研。她告诉南都记者,当发生类似事情后,学校会提醒学生注意安全,并附上投诉途径。此外,校方还经常发邮件做问卷调查,“比国内大学考虑周全太多,更重要的是这里并不觉得受到强奸或者性骚扰是难以启齿的事。”

杜克大学的刘康教授告诉南都记者,美国高校对校园性骚扰的问题尤为重视,“因为这关系到权力和权利的问题,学校一律禁止有这方面的交易。”同时出台各种针对教师、校工和学生的法令和规定。当学生举报遭遇性骚扰时,有专门的委员会介入调查取证。

2014年10月,教育部发布《关于建立健全高校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意见》,首次明确教师不得对学生实施性骚扰或与学生发生不正当关系。但对于教育提供者在防治性骚扰的义务仍没有明确规定。中国政法大学的刘小楠教授认为,性骚扰一般是在私密环境下进行,很难举证。为此,她建议,关于预防校园性骚扰的要求应该上升到法律层面,并制定具体细则,明确预防和制止性骚扰的主要责任部门。

胡慎之则建议,高校应加强反性骚扰教育,让学生对性骚扰有清晰的认知,同时重视学生的心理辅导。

在柯倩婷看来,目前国内高校处理校园性骚扰时,采用的是“问题颠倒,责任颠倒”的方式,为了顾全学校或教授的颜面,而牺牲学生的利益,“这完全违背了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理念,不能把校园性骚扰问题藏在黑暗里。”

(应受访者要求李晓、刘兰、何言、史奇为化名)

采写:南都见习记者 李玲

来源:news.southcn.com

标签:北京 南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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