援笔如椽写大风

观李洪峰先生书法,如见“大风起兮”于目前,令人不禁发出“快哉此风”的感叹。对于书家而言,情趣、境界、气象,有的独擅其一,有的两者兼得,最上乘者三者皆备。我们期待更多的艺术家以作品彰显正大气象,呼唤民族文化的复兴。

观李洪峰先生书法,如见“大风起兮”于目前,令人不禁发出“快哉此风”的感叹。他援笔如椽,写情趣、开境界、出气象。

笔墨情趣作为美学品评的标准,是书法必须强调的美学原则。蔡邕《笔论》言:“欲书先散怀抱,任情恣性,然后书之。”李洪峰的书法有真性情,无造作之态。从书作内容的选择即可看出,作者有性格,有情怀。“不泥古”“天然”“归于平淡”“从容”“定”“和”“风骨”,如此等等,带有明显的选择倾向,反映出创作者对“天然”“平淡”“从容”等内容的偏爱;“慈母”“百德惟孝”“厚德”“敬畏布衣”体现真性情,“文化如海”“文化如山”“文治”“昭文”“国泰民安”彰显大情怀。

这些少字数书法,多作榜书,往往四尺整纸书写一二字,这就要求书写者对宏观布局有整体的把握力。通观这些作品,往往不假雕饰,信手写来,俨如一个个木讷的尊者,话不多,而性情自出,天然独具,神完气足。平实从容是一种大情趣,这种情趣还表现在对书写速度的把握上。无论多大尺幅多少字数的创作,李洪峰都驾驭得较好。其书多以楷书面目出现,有的尺幅达数米,书写百余字,犹如一位长跑运动员,不紧不慢,毫不懈怠。这样的作品看起来无多少起伏,但体现出一种平和自然的性情。

有真性情、大趣味者必开大境界。艺术境界的营造需要借助一定的艺术形式与手段,在一定的创作状态中完成。李洪峰钟情于书法,致力于书法艺术形式的探索、艺术手段的掌握;同时,他将书法置于文化的大背景下进行观照。他选取了大量关于文化的词句进行创作,表现出一位文化管理者、传播者对传统文化在当代生存状态的认知,反映出作者对时代文化的吁求。

文以载道、书以载道的境界在他的笔下表现得着实鲜明。李洪峰说:“中华民族正处在实现伟大复兴的重要时期。当代书法家应当自觉意识到承前启后、继往开来的历史责任,不懈怠,不浮躁,不媚俗,坚忍不拔,开拓创新。”他创作了“中华民族伟大复兴”横幅,表达的正是这种文化使命感,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强大的精神力量。

艺术创作有其自身规律。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认为,艺术创作不能任情而发,需要用理性尺度去约束情感。他提倡“气足以与万物相应而无所阻,曰动。气守乎中而不过乎则,曰静”。不激不厉,动静相生,方为上乘境界。正如孙过庭《书谱》云:“不激不厉而风规自远。”李洪峰书作是遵循这种创作规律的,是内容与形式共同构筑的艺术境界,是感性与理性交融状态下的结果。他大笔如椽,从容挥洒,讲究性情的张扬,又不斤斤于细节的雕琢,整体营造出静穆庄严的浑厚气息,其中又不乏清畅灵动的笔情墨趣。

刘熙载《艺概·书概》中言:“写字者,写志也。”书家的笔墨,是对其心志、性情与生命感悟的表达。线条的起伏、顿挫、流转、衔接,并非简单的恣意发挥,而是基于书者对生命个体自然情性的体悟、对传统文化的思考、对社会责任的认同,从而传达出一位当代文人所具有的不囿于小我的情怀与境界。

在虚实、浓淡、枯湿、藏露等笔墨元素中,不仅传达出李洪峰对书法本体的体验和考量,更表现出他对传统哲学的思考与表达,这就是在互相渗透、互相制约、互相对立中彰显中国书法知黑守白、和谐统一的诉求。书家寄情寓理于笔墨,以抽象的书写营造情境,来表达心中的情感与思想,最终达到对物我两忘精神境界的恒久思考。

对于书家而言,情趣、境界、气象,有的独擅其一,有的两者兼得,最上乘者三者皆备。

李洪峰诸作,多庄严,少花哨;多廓大,少局促。这首先源于作者对内容与字体的选择,其次是对整体格局的把握。长篇作品如毛泽东词《沁园春·雪》《贺新郎·读史》等,通篇一行,自右而左,横向连绵,强化左右之间气息的连贯,笔墨线条所构筑的空间仍然十分疏朗,所形成的气象亦不失宽博雄浑,这种布局可以视为长篇大字榜书形式的可贵探索。

时代呼唤正大气象。我们的先人从来就表现出对细弱无力气象的鄙弃,韩愈对晋宋文学“凋耗”气象深深不满,胡应麟对中唐文学的“促迫”气象发出沉痛的感叹,因为这些“气象”标志着作品缺乏生命活力,缺乏生命观照,缺乏打动人心的内在力量。文学如此,书法亦然。

大风起兮,风鹏正举。一个民族的复兴,实际上是本民族文化的复兴,具体表现为文化气象的转变。中国书法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指纹,新的气象意味着新的时代已经到来。我们期待更多的艺术家以作品彰显正大气象,呼唤民族文化的复兴。

来源:news.sznews.com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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