女子41年前被迫诬陷老师奸污:迟到41年的救赎

41年都过去了。作为一起强奸案的受害者和最核心的证人,在阴影里生活了半辈子之后,王佳芳终于决定打破沉默,承认自己的谎言。

这个57岁的小个头女人已经老了。在镶着圆形亮片的黑色长褂下,癌细胞从直肠侵略到了淋巴和乳腺,她的脸上起了褶皱,腰上长出鸡蛋样的疙瘩,腿上浮现出块状的淤青。甚至,有时说一会儿话,她便咳嗽得上气不接下气。

但为了去检察院交材料,她起了个大早。平时走路不敢太费力的她,步行了半个小时,瘫坐在接待室的沙发上。她告诉工作人员,自己之前的证词都是假的,对方却不愿理会她,挥挥手劝她回去,“这个案子40多年了,根本翻不了,官司没有打头。”

她抓着沙发的扶手,赖着不肯走,声嘶力竭地喊道,“错了就是错了,哪怕几百年都可以翻嘛!”

不会上网的丈夫听说她要翻案,害怕她被人暗害,也担心传开了“不光彩”。她却抿着嘴拧着眉说,“我想好了,不管日子怎么过,都要翻案。”

16岁时,刚刚小学毕业的她,晚上找到当时的老师兼校长陈加钱,询问自己是否被推荐上初中,不料却被民兵五花大绑。在长达7天的漫长审讯后,她被迫诬陷了自己的老师,让他因为“奸污女学生”入狱。

“那天月亮很大,屋顶还有两片亮瓦,老师说点上油灯,我说不用了,问点事情就走。”王佳芳对记者回忆,自己穿着短袖和长裤,因为来了月经,怕弄脏了板凳,她坚持要站着。

审讯期间她住在一个“黑漆漆”的房间里,屋里没有窗户,没有铺盖,只有一床破凉席。刚开始被问是否和陈加钱发生了关系,她一个劲说,“没有!”然后哭喊着“带我去医院检查!”对方不理不睬,只是不断地重复“不承认就别想走!”身边的民兵还冲她吐口水,扬起手要打她。

父亲每天步行30里路来送饭,王佳芳看也不看一眼,只是哭着让他端走。挨到了第七天,审讯人员凶狠地说,“陈老师都承认了,你还不承认?”王佳芳怕极了,瞎编道,有,还不只一次,有好几十次。

陈加钱说他曾无数次设想,如果王佳芳那天没来敲自己的门,他会度过怎样的一生?自己当年是一个“堂堂的小学校长”,根正苗红的“贫农”出身,学校里唯一的公办教师,区教育系统重点培养对象。而且,他还是村里发展的唯一的共产党员,第二年8月便要公示。

他想,自己很可能会当上学区的教导主任,说不定还会“升官发财”。再不济,他也还是个普通的人民教师,每个月能拿4000多元的退休金。

“无论如何,绝不至于像现在这样。”他掏出下颚装的假牙,告诉中国青年报·中青在线记者,“当时在审判大会上被民兵拉翻在地,满脸是血,牙也掉了4颗。”判刑后他累计入狱9年。女儿因有个“劳改犯父亲”辍学务农,女婿在漏水的老屋里被电死。妻子现在也终日精神恍惚,一提到这件事便骂骂咧咧。

如今,陈加钱总是穿着一身蓝灰色的布衣,手缩在长长的袖子里,染过的头发中夹着几缕灰白,走路故意把腰板挺得笔直。

有一次在广场上,他和妻子撞上了王佳芳。女人见了王佳芳,便对着地上“呸”地吐口水,还说要用棒棒打她。一个月后,王佳芳坐在床上,神情黯然地对记者说,“她肯定埋怨我,但我又去埋怨谁呢?我也是受害者呀!”

同陈加钱一样,王佳芳的人生也被莫须有的污名压弯。她本是个活泼的姑娘,生得眉清目秀,虽然文化成绩一般,但她铆着劲儿想读初中。她甚至还想往上读,考不上高中念个中专也行。当时她脾气还很烈,性子很要强,经常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和同学干嘴仗,同学不给自己讲题目,她便嚷嚷,“你有啥子了不起的!”

“当时我还是学校里的篮球明星。”回忆到这一光辉历史,虚弱的王佳芳脸上露出了笑意。她那时很瘦,跑得快,跳得高,投球格外准。就在出事的那个7月,她曾代表全沙湾小学去黄琅区打了5天比赛,她们队得了第一名。

然而,在被关进小房间后,她曾经的那些亲密队友,跑到审讯室的窗外大声骂道,“9号打球打得好得很,作风却不好!不要脸!”9号是王佳芳的球衣编号,那一刻,她感到耻辱从心里一点一点渗到了脚跟,她想骂回去,但是她不敢,只能咬着牙。

之后的4年,她拒绝了所有提亲,因为觉得别人不过是想“捡便宜”,以为她不要彩礼。20岁时,她才经人介绍,带着家里给的一床铺盖,远嫁到了170公里外的四川省乐山市马边彝族自治县。

倔强的王佳芳曾经也想过要打破沉默。早在1981年,陈加钱劳改了6年出狱后,打听到王佳芳的婆家,花了几十元车费赶来马边县。看到陈加钱的时候,王佳芳刚从山上挖地回来,背着一个娃,牵着一个娃。

“听了陈老师在看守所和农场的遭遇,我便哭了。”王佳芳向中国青年报·中青在线记者回忆。

她二话不说便同意改口供。她一边流着泪口述,同行的代理人一边写,然后她读过证词,在上面签字,按下指纹。

“谁知道,两年后又有人又找到我,让我改回原来的口供!”王佳芳拍着大腿说。工作人员严厉地说,改口供的话当年便是作伪证,陈加钱坐了6年牢,她也得坐6年。

王佳芳一听,浑身软了。当年她在村子里被人吐口水,她去铲河沙,同学说,“哪个要和你这样的人一起背!”她不想离开好不容易才搭建起的家。看着身边乖巧可爱的孩子,她脑袋一片空白,颤抖着在新的证词上签下了字。

一位接近雷波县司法局的人士证实了这件事。他在证词中写道:“他们去王佳芬(原文如此,王佳芳曾用名王佳芬)处威胁恫吓,叫王佳芬反坐6年,一个农村妇女怎么经得住威胁,只有违心说,不是自己的意愿。”

那时,她的日子才刚刚有了起色。在马边彝族自治县,她的丈夫不介意别人的闲言碎语。生产队一放假,男人便去伐木场砍树,然后把150斤重的木材背下山。当时上山捡枯柴,一斤只能卖一毛钱,男人却给她买了一件两三百元的蓝色半褂衫。她也在家喂了两头猪,结婚两年还生下了两个娃娃。

“在那样的时候,我怕呀!哪敢再闹翻案!”数十年后,她对记者说。检察院的人走后,王佳芳每次回到雷波县的娘家,都不敢向人打听老陈家住哪,也不敢问他怎么样了。某一次,有人随口告诉她,“陈老师一直找不到你的电话”。她心里猛地咯噔了一下。

在许多个夜晚,她每次想到“陈加钱闹翻案还得再坐6年牢”,心里便打了个冷战。2013年,再次和陈加钱取得联系,得知他又因“伪造证据,进行翻案活动”被判3年后,她心中这块石头便越来越重了。

然而,这时她已患癌3年,刚从西安做了治疗回家。她躺在床上,感觉“自己快不行了”,每天窝在床上或者沙发上,连地都下不了。她也不想和任何人说话,“就像块木头”。

后来因为长期吃药,王佳芳的气色开始好转,能勉强走路了。终于“有了力气”的她,突然觉得,“再不翻案就来不及了”。更让她感到振作的是,生病的几年时间里,她每天躺在床上看法治节目,见证了赵作海案、聂树斌案等冤假错案的艰难反转。

尤其是今年2月,23年坚持申诉的杀人嫌犯陈满,被法院宣布无罪释放。她得知这个消息后,立马兴奋地给陈老师打了电话。

“时代已经变了。”王佳芳充满希望地对他说。一个月后,她告诉再婚的丈夫,自己要回老家看病。男人开了两个多小时的车将她送到车站。

脸色蜡黄、嘴唇发乌的王佳芳,抛下家里舒适的3层小楼,叮当作响的锅碗瓢盆,和一双正在念书的儿女,坐了30个小时的火车和8个小时的大巴,从陕西谷府县颠簸回到老家四川雷波县。她租下10平方米的小屋,每天用小电饭煲炖上一点洋芋、南瓜、白菜和粉条,一边吃药,一边申诉。

王佳芳盼望着很快就能回家,然而,翻案并不像她想象的这么顺利。

3月18日,她将自己新的供词交到检察院,工作人员不收,她扔在桌上便走。6月29日,她再次去交审问她的区妇联主任李志荣的供词,发现他们压根儿没有受理她之前的材料。工作人员一再对她说,“这个官司没有打头。”

可是,王佳芳想不通,自己作为“受害者”,从来没有主动控告过陈加钱,他却坐了9年牢。如今,她来说明自己从未被陈加钱伤害,仍然没有用。

“真是求天天不应,叫地地无门。”陈加钱对王佳芳说。自从女婿被电死后,陈加钱只能靠帮人打官司,零零碎碎地挣点小钱,供养自己和女儿一家。而就在8年前,雷波县人民法院开始禁止他在该县做诉讼代理人。

这个“年轻时性格温和”,“对学生就像师傅般耐心”的老人,在情绪激动时,甚至会捏紧拳头,愤愤地说,“如果案子不能平反,我真的想去杀人!”

有时,王佳芳又会听到他颓然地感叹,“如果这个案子能扳过来,哪怕之后只能再活个一年两年,我都可以闭眼了。”

一个月前,检察院终于同意受理他们的案件复查申诉,并且承诺尽快解决。

然而,留给这两位老人和癌症病人的时间,可能已经不多了。患癌6年,王佳芳的思维越来越迟缓,常常算不清复杂的年份。想起生病的确切时间,她像个孩子扳着手指头咕哝道,“那应该是2000年”。

日历上翻过了一年,她不知道年份是多了还是少了。有时,算不清时间的她,甚至还会“穿越”回民国,以为某一年是“1929年”。不过,有一件事,她感到确定无疑——一旦发起病来,她随时可能死掉。

每当有记者来到这个大凉山里的小县城,靠着喝中药保命的她,便会花上好几个小时,甚至好几天,费劲地讲述这个41年前的故事。在家人眼里“没关系没背景”的王佳芳,有时也感到有些害怕,她不断地反问记者,“你觉得这个案子有希望吗?”但是,当陈加钱问她,“你想把污名带进棺材吗?”和癌症对抗了6年的她又使劲地摇头。

来源:news.xinhuanet.com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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