乡村医生,过得还好吗?

我国有近百万名乡村医生,他们是亿万农民的健康“守门人”。目前,乡村医生收入较低,年轻人才流失严重,留守岗位的医生年龄大多在50岁左右。从整体上看,乡村医生面临着青黄不接甚至后继无人的问题。

加强乡村医生队伍建设,关心他们的生存环境和内心诉求,对于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和社会公平,让农村居民获得便捷、价廉、安全的基本医疗服务,有着重要意义。盛夏时节,本报记者分别探访浙江、安徽、甘肃等地的乡村医生,近距离了解他们真实的工作和生活状况。——编者

图为施震林(左)在出诊。童思源摄

图为施震林(左)在出诊。童思源摄

浙江省安吉县新上塘村施震林

“我习惯和老乡在一起”

记者 方敏

在浙江省安吉县新上塘村,不少村民上午8点就来看病。值班的村医施震林忙个不停,问询、检查、开方……

11点,上午的病人终于看完。施震林伸伸腰,趴在桌子上休息5分钟后,又拿起了血压监测仪,准备动身。“按计划,今天要去上庄村。”施震林说,“最近天气太热,村里有几位老人身体不好,我过去看一下。”

一来一回,路程较远,赶不上饭点,他就在村边小店吃了几口。

41岁的施震林有点不敢相信,自己居然干了18年村医。他的父亲就是老村医。 1997年,他从卫校毕业后,回到上庄村子承父业。2004年取得助理医师职称,开始独立行医。

2007年,施震林所在的村卫生室合并到新上塘村卫生室。当时,村医还很苦,人才流失严重。

那几年,施震林的好几个同学离开乡村去了大城市。可他每次想走,都没走成。一是家就在这里,二是村民离不开。这两份感情,牢牢拴住了他。

在乡村,病人多,医生少。安吉县出台了许多政策,扩充村医力量。“现在要请一个村医来,我们都当宝贝一样,生怕他不满意跑了。”施震林笑着说。2013年,县里出台70岁以上乡村医生退出机制,73岁的父亲退休了。

施震林说,他曾到一个村级卫生室,发现病人输液的时间特别快。原来,不是因为护士没有调节好,而是村民自行调节了滴数。“施医生,我们还要赶回去烧饭,要接孩子放学呢,滴数不能太慢。”有村民说。

“输液过快可能导致生命危险,不能自行调节滴数。”施震林耐心解释着。虽然已经是中午,他顾不得吃饭,找来村民谈话,科普输液用药知识。

2015年,施震林通过努力考上了县卫计局的事业编制,原本可以到条件更好的中心卫生院工作,但他没有去,还是留在了新上塘村社区卫生服务站,继续当一名乡村医生。“在家门口工作,生活成本不高,也有成就感,知足了。”施震林说,“我习惯和老乡在一起。”

图为徐成发(左)在给老人做健康教育。张平摄

图为徐成发(左)在给老人做健康教育。张平摄

安徽省全椒县十字镇杨庄村徐成发

“村医是医还是农?”

叶琦 张平

早晨6点,安徽省全椒县十字镇杨庄村卫生室就开门了。84岁的李少成戴着草帽,来到卫生室测血压。村医徐成发对他说:“你的血压降下来了,但药还要继续吃。”

2009年,杨庄村和邻近的大郑村合并,组建新的杨庄村,村卫生室仍在杨庄。由于大郑不是建制村,卫生室建设项目无法落实。考虑到村民的就医需求,在县卫生局的协调下,村里在大郑村租了4间民房,镇卫生院对房屋进行整修,并提供了必备的医疗设施。

杨庄村两个卫生室相距3公里,这下可忙坏了徐成发。他骑摩托车两头跑,连下雨下雪都不能停,不但要看门诊,还要上门为行动不便的村民看病。目前,他先后为2500多位村民建了健康档案,对高血压、糖尿病和精神病人每年要入户随访4次。

如果遇到发大水,徐成发就根本顾不上回家。杨庄村地处滁河流域,地势低洼,有两个圩区经常发生洪涝灾害。每次洪灾后,他要到灾区巡诊,逐户进行消毒,指导村民饮食,遇到疫情及时上报。他的旧摩托车每年都要到镇上修很多次,村里为他解决部分汽油费。

“政府不但建了标准化村卫生室,还配了常规医疗设施,工作比较顺心。”徐成发说。他在杨庄的时间多一些,每次到大郑,村民都会挤满卫生室,多数是检查身体和健康咨询。

大郑街北组董仕英老人已90岁,行动不便,徐成发到家里为她检查身体。老人患高血压、心脏病好多年了,都是徐成发看病。检查完,董仕英拄着拐杖送他出门:“我真是舍不得徐医生,他为我看了20年病。”

“农村医疗条件落后,风险大。”徐成发说,“我们收入很低,但一点差错都不能有。”为解除乡村医生的顾虑,全椒县推行医疗责任保险制度,将村卫生室纳入统保范围,最高赔付可达40万元。

51岁的徐成发当了30年乡村医生,如今工资每月2000多元,由药品零差率补助、公共卫生服务补助和一般诊疗费补助构成。徐成发说:“还有几年我就退休了,每月可拿300元补助。儿子今年28岁,还没成家,我这点工资仅够维持生活。”

“乡村医生是医还是农?如果是医生,政府应该解决养老问题啊。”正说着,徐成友的手机响了,“我要到大郑门诊点去,一位病人该打针了。”说完,他骑上摩托车一溜烟走了。

图为张善英在配中药。牟健摄

图为张善英在配中药。牟健摄

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区八里镇侯家峪村张善英

“医二代不再靠卖药”

记者 银燕

早晨7点多,在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区八里镇侯家峪村卫生室,村医张善英开始忙碌起来。这一天是65岁以上老人慢性病监测的日子。

“以前的卫生室,都是从自己家里腾出房子,面积小,地理位置也不好,村民看病不方便。”张善英说,这间临街的卫生室由村里提供,卫生局统一配备器材,比以前好多了。

话音未落,一位老人走进卫生室。张善英赶忙起身,扶老人坐在诊疗桌前,细心地挽起老人的衣袖,开始量血压。测完血压后,她将测量结果拍了下来。

“为了方便监测村里老人的慢性病,每次检查后我都会拍下照片,打印后与文字材料一起存档。”张善英说。父亲是村里的老村医,她大学毕业后,跟着父亲为村里人看病。后来,张善英考取了村医行医资格证,顺利接了父亲的班。

张善英说:“父亲那一辈的村医主要靠看病卖药为生。如今,我们‘医二代’收入不再靠卖药。”

张善英获得村医身份后,与乡镇卫生院签订劳动合同,参加了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。自2016年1月起,甘肃省实行在岗村医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,到达法定退休年龄时累计缴费满15年保险金的,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。

项目补贴是张善英一项重要收入来源。因为常年辛苦劳作,很多村民患有颈、肩、腰、腿痛等病症,而拔火罐、艾灸等一些中医治疗成为缓解疼痛的有效方法。中医门诊治疗1位患者补贴6元,接诊的人数越多则收入越多。

甘肃省实施基本药品零差率销售,彻底切断“以药养医”的链条,给村医定额补助。从今年1月起,补助标准由每月200元增加到300元。去年,张善英收入为2.3万余元,其中包含公共卫生服务补助1.1万元,药品零差率补贴2000元,服务和管理村级慢性病患者、计划免疫等绩效工资以及接诊门诊费用1万元。

参加新农合的农民每人每年普通门诊统筹补偿封顶线为60元,每次就诊、取药消费上限为30元,扣除村医6元诊疗费用,村民每次实际付费上限为24元。费用的结算都要通过新农合“一卡通”来完成。24元能购买的药品非常有限,如果村民要购买超出限额的药品,就必须分两三次。

“这样一来,很多村民改为现金直接购买。”张善英坦言,“村民用现金购药,村医即便提供了诊疗服务,也无法获得诊疗费。”

来源:news.xinhuanet.com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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