儿科医生困境:收入偏低晋升不易 被骂被打是常事

参与“2016年光彩·西藏和四省藏区母婴健康行动”的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儿科副主任医师汤亚南(左),在索县人民医院为藏童义诊。潘松刚摄

1名患儿身后有6名家长

患儿家长大多数心情焦躁,遭误解、受委屈成了儿科医生的“家常便饭”

“儿科风险太大了。一个孩子看病,后边往往站着6个家长:父母加上4位老人。这种状态下,儿科医生压力很大。小孩病情稍有变化,家长马上就会情绪激动,假如此时出现意想不到的结果,那就更严重了。”武汉市中心医院副院长李文洲对记者说。

儿科患者病情复杂、变化快,一旦病情加重就会危及生命,而且患者年龄小、无法清楚表达,医生需凭借经验诊疗。孩子身体不适时,父母第一选择往往是送医,直接增加了儿科的工作量。我国儿童多为独生子女,送医时陪护人员多,儿科诊室内人满为患,医务人员在接诊过程中,经常会被家长抱怨。遭误解、受委屈甚至成了儿科医生的“家常便饭”。

“高峰时,我们每个人一天扎200个针,还要应对家长的各种‘不配合’。”北京某儿童医院急诊科护士小丁说,患儿家长大多心情焦躁,三天两头找茬,医护人员被骂被打是常事。

前段时间,一名新生儿住进北京某儿童医院重症监护室,孩子的姥爷特别着急,非要科主任白纸黑字写下承诺书,确保孩子百分百康复,没有任何后遗症。事情很极端,却反映了人们对儿科的要求和期望值明显高于成人科室。

在高峰期,北京市儿童医院院长助理、眼科主任医师于刚出一次门诊要看100多个小病人。“那么多孩子,我可以浮皮潦草地看,很快就看完,但这样对不起家长,更对不起孩子,不能把孩子的病情耽误了。”

大量医疗纠纷就是因患者太多、医患交流不充分造成的。于刚专家团队做起线上医患交流,开设了宝宝眼网站、微信公众号、微信患者群,发表科普文章,回答了数十万母亲的问题,页面访问量达到1.2亿人次。“这种交流拉近了医患之间的距离,也有利于更好地为孩子治病。”据于刚介绍,10年前眼科的医患纠纷几乎每天都有,大夫常被医院领导叫去谈话,现在基本没了纠纷,有的都是表扬信。

四川省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徐荣华认为:“一方面要长期开展优质服务活动,评选明星护士、医师,一方面通过信息平台,让医院的辅助科室积极配合儿科,儿科病人就诊可根据需要开通绿色通道,减少医疗安全隐患。”

退休医生填补空缺

招不来人,留不住人。儿科医护人员长期处于连轴转状态,高级职称人员尤其少

“儿科的发展是我最头疼的事。”李文洲说,“我们非常愿意把儿科做起来,问题主要在于招不到人。”

据武汉市中心医院儿科主任姜红介绍,儿科医护人员长期处于连轴转状态,迫切需要补充人手,但总是面临招人难的尴尬。儿科辞职率也比其他专业高很多,去年该院招的儿科医生中,有两名工作不到一年就辞职了。医院只好返聘了3名退休的儿科医生,弥补人手不足。

在上世纪末,全国所有高校的儿科本科教育被砍掉,本意是希望儿科医生接受研究生教育,成为高端专科医生,却没想到出现“儿科医生荒”。李文洲认为,其实活跃在一线的儿科医生,绝大多数是本科学历。回头来看,当时应该保留本科教育,激励大家往更高层次深造,而不是直接砍掉。目前,已有8所高校恢复了儿科教育。

“有些地方为了补齐儿科教育的短板,开始降低门槛。我认为,儿童病情具有特殊性,病情发展是非常快的,这对医务人员素质要求更高。如果降低门槛,医生素质达不到要求,反过来就会毁了这个专业,导致恶性循环。”李文洲说。

招不来人,留不住人,导致儿科医生极度缺乏。国家卫计委提供的数据显示,我国儿科执业助理医师为11.8万名,每千名0—14岁儿童儿科执业助理医师数为0.53人,而美国、加拿大、日本每千名儿童的儿科医生数为0.85—1.3人。我国儿科执业医师日均承担的门诊数约为17人次,是普通医疗机构执业医师的2.4倍。

怎么解决儿科医生不足?李文洲说,儿科医生不能只看学历,而要看临床经验。希望更多的优秀人才热爱儿科事业,进入儿科医生队伍,这是缓解儿科医生短缺的长远之计。

“10年来,我们致力于提高医生水平、眼科技师、护士专业能力,打造儿童眼科品牌医生,尝试专家团队出诊,打造体制内的医生集团,目的就是进行人才梯队建设,营造留住人才的环境。”于刚说,目前科室已引进、培养了15名副高、正高眼科儿医。虽然要做的事情似乎越来越多,但是科室逐渐壮大,来就诊的患者也越来越多,医生的价值感在逐步提升。

收入与付出不成正比

儿科医生薪酬待遇偏低。尽管医院给予倾斜和保障,但仍需要在制度方面进行完善

技术价值难以得到体现,收入偏低,晋升不易,是儿科医生的普遍体会。

很多人看不起儿科医生,称他们为“小儿科”。实际上,儿科的复杂程度更甚于成人。于刚说,儿童眼科手术的难度非常大,器官小,眼球壁薄,孩子本身不懂配合,麻醉风险大。“我们曾给出生20天的新生儿做过手术,难度可想而知。”“做3个大人眼科手术的难度不如做1个低龄儿童手术的难度。”

北京市儿童医院眼科副主任吴倩说,儿童不是成人的缩小版,有儿童自身的特点,病情进程较快,但大部分儿科医生都是到医院轮转时才接触到儿科,实习时间一般只有一个月,培养需要很长的周期。

但收入与付出并不成正比,“我原来是在成人眼科工作,做一个白内障手术的收费价格比儿童高数倍以上,成人近视眼手术一天能做到50多台,这些在儿科都不能实现。儿童用药也比成人更加复杂、危险。看病的过程中不仅要哄孩子,还要和家长沟通,工作的强度更大,医生的责任更大。”

儿科晋升比成人科室难。儿科领域窄,儿科医生一般忙于临床,没有时间和精力做科研,发表高水平的论文难上加难。

“与国外同级别儿科医生比,我国儿科医生的薪酬制度不合理,负荷比较重,大医院接诊的患儿特别多,但是有很多服务项目收不了费,造成救治的患儿越多、医院亏损越严重,没有很好地调动医院、儿科医生的积极性。”于刚说。

如何提高儿科医生的薪酬待遇?

李文洲认为,薪级工资是政府制定的,相关部门不会针对医院更不会专门针对儿科医生制定标准。在绩效工资方面,武汉市中心医院大力倾斜,保证儿科医生的收入不低于全院平均水平。该院还根据儿科医生工作量,适当给予激励。

李文洲建议,适当调整儿科诊疗费和其他项目的收费标准,体现医务人员的劳务价值和职业风险。

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当年所在的春熙路变成步行街后,市民开车带孩子看病不方便,再加上资深医生陆续退休,医院儿科跌入了冰点。儿科的床位由60多张变成了10多张,还住不满,儿科医护人员的收入在医院也是最低的。

“为了让儿科医生安心工作,我们首先调整了收入分配制度,向儿科倾斜并给予补贴。”徐荣华说,医院还给儿科扩场地、添设备、增新生儿病房等,让儿科“起死回生”,并鼓励医务人员进行深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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