翼城“二孩实验”(人民眼·生育政策调整完善)

全面二孩政策,自2016年1月1日起实施,这也意味着山西省临汾市翼城县的“二孩实验”自行终结。吸收梁中堂的观点,经原国家计生委同意,山西省委、省政府批准,1985年7月起,翼城县农村开展“晚婚晚育加间隔”生育政策试点工作。

全面二孩政策,自2016年1月1日起实施,这也意味着山西省临汾市翼城县的“二孩实验”自行终结。

在境外媒体报道中,翼城县是距离北京800多公里的“秘密人口试验地”;在国内,它是“偶然情况下”启动农村二孩生育实验的特区。30年来,作为“生育特区”,翼城如大棋局里的一粒孤子,又似国家人口政策的一片苗圃。

翼城“晚婚晚育加间隔”生育政策试点的倡导者、人口学者梁中堂认为,影响人口发展的,不只是经济发展规律、人口规律,还有科技、文化、风俗习惯、宗教及社会心理等,“有些人口现象虽然是现实发生的,但其后果却将潜伏几十年才显露出来。”

今天的生育状况,就是明天的人口构成。透视“翼城实验”,将会看到一个什么样的全面二孩时代?

鉴往知来。走进翼城,正好可以一窥未来中国农村地区人口生育状况,诸如,生育率是升是降?二孩生育意愿高不高?受哪些因素影响?性别比会不会失调?“驸马村”又是怎么回事?老龄化浪潮下的乡村养老何去何从?全面二孩政策,又将给这个县的城区和乡村带来什么?

翼城,以其30年的“多做少说”,乃至“只做不说”,默默交出一份“二孩实验报告”。

开卷有益。

偶然而始又悄然而终的“生育特区”

夏夜的翼城,雷声有如重鼓,闪电划破夜空,暴雨顷刻而至。凭窗望去,夜空烟雨朦胧,万家灯火阑珊。初次听到翼城农村31年前就放开二孩生育小口子的“传说”,如闻惊雷——这里曾是“不宣传、不推广、不取消”的“生育特区”。

“国家出台单独二孩政策前,中央有关部门曾通过省里向翼城要‘晚婚晚育加间隔’生育政策试点总结。”翼城县原计生局副局长李克聪认为,这是“翼城实验”在国家生育政策调整中发挥参考作用的依据。

但“翼城实验”的“始作俑者”梁中堂,并不认为该试点对全国生育政策调整发挥了多大作用,只是说:“翼城试点在偶然情况下做成,不可复制。”

20世纪五六十年代,我国总人口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5.4亿,迅速增加到1970年的8.3亿,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巨大压力。为控制人口过快增长,国家从70年代开始在城乡推行计划生育。1980年,党中央发表《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、共青团员的公开信》,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。1982年,计划生育被确定为基本国策。

当时翼城县轰轰烈烈开展起计划生育工作,然而遭遇了群众接受难、工作阻力大、干群关系紧张的困局。但很快迎来了转机。

1984年春节,时任山西省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所长、省计生委顾问的梁中堂向中央领导呈送研究报告,建议用“晚婚晚育加间隔”的生育政策取代“一胎化”政策,即在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基础上,农村男女青年比国家法定结婚年龄推迟3年结婚生育者,可以在妇女30岁左右时生育第二胎。

梁中堂说,此办法的核心,一是晚育,主要指妇女24周岁时初育;二是间隔,视第一个孩子生育迟早的不同,一二胎的间隔有所不同,主要是要求妇女30岁左右生育第二个孩子;三是杜绝和减少多孩生育。

吸收梁中堂的观点,经原国家计生委同意,山西省委、省政府批准,1985年7月起,翼城县农村开展“晚婚晚育加间隔”生育政策试点工作。

翼城是典型的农业县,山区、平川、丘陵大体各占1/3,人口底子清晰,符合梁中堂期望的“两晚一间隔”生育政策试点县条件。

他在给翼城乡村干部部署工作时说:“目前我国10亿多人口中,近7亿属于新中国成立后出生的。换句话说,30岁以下的就占70%。年轻人多,生育力强,死亡率也一直在下降,如果不能有效地控制,出生的孩子更多,吃饭、上学等问题就更大。像我们这样大的一个国家,一个时期人口增长太快了,不是什么好事情。但减少得太厉害,也不见得是好事情。为了达到控制人口的目的,也不必只许人们生一个孩子。”

梁中堂认为,“两晚一间隔”比“一胎化”政策少生孩子。间隔生育可以把人口生育高峰拉开,既调节生育,也防止以后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许多社会问题。

试点伊始,翼城不少干部担心人口失控。而此后的翼城实践,则有力支撑了梁中堂的判断。1985年开展试点时,翼城做了人口长期规划,测算2000年的人口总量为300331人,而2000年的实际人口是302816人,相差无几;翼城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比例,1985年为1%,2000年则降为0.87%。

人口增长率明显降低——2000至2010年,全国、山西省、临汾市的人口增长率分别为5.84%、9.98%、9.26%,而翼城县为2.71%,明显低于全国、全省、全市水平。

人口老龄化进程至少延缓5年——2010年,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时,翼城65岁及以上老人,占总人口的7.59%:而在2005年,全国这一占比已经达到7.7%,2010年更是上升到8.87%。

出生人口性别比大体保持正常——试点前几年,人们对性别的偏好还比较强烈,1985年至1989年,全县出生人口性别比(以女性为100,男性对女性的比例)偏高,最高的1987年达到117.7。1990年后,出生人口性别比回归到103至107的正常范围。此后25年间,翼城除个别年份高出正常范围外,总体上都比较正常。

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显示,翼城县0岁性别比为106.1,而山西省为112.8,临汾市为114.3;翼城县1至4岁年龄组性别比为102.7,而全省为110.4,全市为110.7;翼城县5至9岁年龄组性别比为101.5,而全省为108.2,全市为106.2。县卫计局长菅俊军说,这说明翼城县育龄群众生育观念发生了深刻转变,“生男生女都一样”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。

2015年,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,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。这意味着我国进入了人人都能生两孩的新时代,对翼城县来说,则意味着开展了30年的“两晚一间隔”试点工作自行终结。

但其影响并未戛然而止。

“在生二孩上,70后在抓紧,80后在观望,90后还没认真想”

“一个孕妇三个陪”。一大早,翼城县人民医院妇产科门口,就已挤得水泄不通。

“全面放开二孩后,上40岁的人就着急了,有一线希望的都想来试试,抓住尾巴再生一个。不少人每月都来检查,看不孕症的人明显增多。”妇产科门诊主任王慧快人快语。

据县医院妇产科门诊统计,今年前5个月,县医院行取环术104例,比去年同期的56例增加近一倍。

38岁的张彩云是城镇户口,孩子已经9岁,看国家放开二孩,想要再生一个,可才怀上俩月,胚胎就停止发育。

“前几天还听得见胎心,怎么可能就停止发育了?”她拿着彩超检查报告单一动不动,勉强抬起头,询问护士时声音都有些跑调。一旁陪着的婆婆瞬间脸色大变,慌里慌张走出门,给儿子打电话,要他立马赶到医院。

王慧说:“70后怀二胎面临很大的一个挑战是来自身体,男方抽烟、喝酒都会影响生育,而女方如果不及时服用叶酸,不调理身体,婴儿很容易先天不足。另外,男女双方心理上也要多调节,越是着急越不容易怀上。”

“对于80后、90后来说,生二孩是怀得起,但生不起、养不起,即使在农村,好多年轻一代也不生二孩了。”妇产科主任王爱琴说,“一般都是过了35岁,发现家里有老人病了,一看将来没有跑腿的,才又来生一个。这事儿,70后、80后要看得长远些,90后还没有经历生老病死,人生阅历还没到,看不到那么远。”

妇产科一侧,浇底乡油庄村郭永红两口子神色紧张,再也没有初次做父母的喜悦。郭永红今年27岁,头胎生的男孩已4岁,“这一胎本想要个女孩,谁知道又是个男孩。”

“生一个太孤单,我家老大就不爱说话,生俩吧,开销实在太大。”郭永红的丈夫在汽修厂工作,一个月工资3000多元,“算算孩子上幼儿园学费、家里的各种开支,一个月最少也要2000元,根本攒不下钱。”

“还想生女儿吗?”

“国家让生,也养活不起!”两口子摇头摆手。

“在生二孩上,70后在抓紧,80后在观望,90后还没认真想。现在生活压力大,教育成本高,人们又都想维持一个较高的生活水平,不少人等到35岁以上才具备生二孩的经济实力。”王慧说。

“我是不管男孩女孩都要俩,生一个太少。”在县医院妇产科,王庄乡上石村49岁的陈忠萍陪着90后的女儿孙晨曦做产检,很有当家的“派头”。女婿陈浩在一旁递水拎包,小心伺候着妻子。

孙晨曦说话绵软,“肚子里的孩子9个半月了,马上要生,至于二孩,得过两年看看经济条件是否允许。”

陈忠萍也是底气不足:“现在彩礼太多了,一般的要12.8万元,也有要14万元的,又都想在县城里买房,讲究有房有车,教育上也费钱。要是生两个男孩,真吃不消。”

说话间,外面鞭炮声响,不少人出去看热闹。只见七八个妇女前后簇拥,有人引导,有人搀扶。走在最中间的是抱婴儿的,步子很快,手里攥着把桃枝。紧跟着的产妇,戴一大口罩,身子有些轻飘,胸前举一支香。一行人面露喜色,匆匆走出医院。

记者赶上去问,得知生的是个女孩,来医院的都是亲戚,回村还会有更多人迎接。

“在翼城农村,重男轻女的观念淡了,在生二孩上也大有‘反转’的意思。老大是男孩,生二胎的就会有顾虑,怕再生一个男孩。如果老大是女孩,生二胎顾虑就少,大家都想要一个儿女双全。”李克聪说。

他分析说,以前农村要干体力活,收割麦子、挑水、种庄稼,肯定是生男孩好。现在收割用机器,男的能干的,女的都能干。有些职业,女的还比男的干得好。“以前说养儿防老,但男孩成亲要买房、买车、准备彩礼,女孩不用,而且女孩养老更贴心。”

在翼城县卫计局帮助下,记者分别选取山区、平川、丘陵有代表性的3个村子,对70后、80后、90后等不同年龄段育龄妇女的一孩、二孩、多孩生育状况搞了微调查。

里砦镇吉比村地处平川,70后育龄妇女117人,生一孩26个、二孩90个,多孩1个(双胞胎);80后育龄妇女86人,生一孩41个、二孩38个,多孩2个(双胞胎),已婚未生育5人;90后育龄妇女47人,生一孩36个、二孩1个,已婚未生育10人。

中卫乡甘泉村是山区村的代表,70后育龄妇女75人,生一孩30个、二孩45个;80后育龄妇女72人,生一孩34个、二孩35个,已婚未生育3人;90后育龄妇女19人,生一孩11个,已婚未生育8人。

值得注意的是,这两个村子,不管是70后还是80后、90后,截至2016年6月底,都没有人主动生育多孩。

王庄乡鄢里村地处丘陵,70后育龄妇女104人,生一孩32个、二孩69个、多孩3个;80后育龄妇女100人,生一孩53个、二孩45个,已婚未生育2人;90后育龄妇女19人,生一孩14个、二孩1个,已婚未生育4人。

从这3个村子来看,与70后相比,80后二孩生育数呈减少趋势。同时,80后、90后已婚未生育人数明显增多,多孩生育趋零,晚育已从多年提倡渐变为现实。

“生或不生”的选择题背后

麦子熟了,红色的联合收割机在金灿灿的庄稼地里格外扎眼。王庄乡北丁村的李继宗咧着嘴,目光懒懒地跟着收割机扫过那片金色,半个多钟头,5亩麦田理出个“板寸”。老李留下千余斤口粮,随收随卖了4000元。

粮食拉到家以后,眼瞅着日头还不毒,李继宗就近挑了一块平整的水泥路面,扬起麦子。一时间,麦粒儿雨点般飞起又落下,碎叶子、草梗子随风飘远。

15年了,女儿生“老二”的问题始终是双女户李继宗难以平息的心火,即便孙女已经读初二,他仍然期待能抱个孙子。

但在这件事上,女儿和上门姑爷态度坚决:“家里这条件,生多了养不了。”去年,女儿李静不仅话不改口,还坚决领了独生子女证。

老李初中文化,在他的观念里,人生四件大事:生老病死。生,伴随着老,躲不开病,绕不开死,只有子孙繁茂,生活才有保障。

“再生一个,你这房子怕没了吧?”多年“冷战”,李静懂得“要害”在哪儿。

老李闷声不响了。

翼城是唐尧故地、晋国源头,农耕文化悠久,修房子是庄户人家不亚于生娃的头等大事。“穷修门脸富修灶”,家家户户四五米高、三四米宽的入户大门,农用车、小汽车可轻松出入。

李静生女儿的时候,老李家还是快塌掉的土坯房,如今老李两口子,女儿和上门姑爷各有一间大砖房。走进屋里,各种家具家电俱全,摆设不输城里。

“盖房子全是自己上手,装修也是自己设计,不然得多花10多万,一家子一年才挣三五万元。”李继宗年轻时走南闯北练就了好手艺,但也伤了身子,“一过60岁,老两口一年吃药花费5000多元。现在女娃比男娃金贵,孙女上县里最好的私立学校,闺女在县城租房子陪读,一年花钱如流水,等到上大学,没个十万八万怕打不住。”

梁中堂说,人口政策是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的产物,它也只有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才能发挥作用。“经济规律、人口规律,还有科学技术,文化、风俗习惯、宗教及社会心理等,都会影响人口过程。”

记者采访发现,收入不稳定是当前影响翼城农村二孩生育的首要因素。人们担心生育孩子会降低生活水平,所以选择晚生、少生甚至不生。其次,照顾老人、小孩的时间精力是否充裕,也是影响二孩生育的重要因素。

在中卫乡浍史村,全村800多户,独生子女户就有162户。其中,80后有51户,独生子34户,独生女17户。

35岁的鞠江娜家有独女。记者问她为啥不再生一个,鞠江娜嘟囔说:“生孩子这事,一个人说了不算,屋里那个不让生。”

一打听,不生二孩的真正原因是公婆身体不好,“一个心脏搭桥,一个胸椎腰椎手术,花了小20万元不说,天天忙着伺候老人,再生一个,根本没精力照顾。”

丈夫董小兵是一家铸造厂工人,月收入四五千元,不停跟媳妇交底:“死活都不敢再生了,生下来大人小孩都难受。”

里砦镇吉比村计生服务员郑巧红告诉记者,村里有个80后,生了一个女儿,父母让再生一胎,就是坚决不生。还有一个90后,结婚三四年了,还不生孩子,老人都很着急,但人家一点都不急,“现在连自己都养活不好,生了娃根本没法过日子,等宽裕些再生。”

“生不生,其实政策管不了,父母也管不了,而是个人意愿说了算。”李克聪说,“现在政策对生育的影响已经不大了,顶多占到三成,还是对那些双公职的家庭。个人要是想生,不会在乎罚款。”

在国有银行上班的刘森林就“偷生”了一个姑娘。儿子今年18岁,女儿刚满5岁。刘森林说,本来也不想再生,但有一次岳父生病住院,忙前忙后伺候两年多,等到老人最后走了,再生一个的想法扎了根,“就感觉必须得再生一个,哪怕罚款也无所谓,不然将来一个孩子得累死”。

据了解,在翼城的城镇人口中,坚决要生二孩的,早已想尽各种办法生了。“等如今全面放开二孩生育,真正有意愿的人数并不太多,可能不到城镇育龄人口的三成。”李克聪说。

“驸马村”的喜和忧

家庭养老一直是我国最主要的养老方式,农村更是如此。

养儿防老,生两个女娃怎么办?翼城人的回答是,嫁一个闺女出去,招一个女婿回来。经过30年生育试点,翼城“光大”了古已有之的入赘文化,一些招亲养老较多的村子被称为“驸马村”。

虽说生了两个闺女,可王庄乡北丁村58岁的村民张青梅,“心里从没熬煎过”。她说:“生儿子要买房子买车子不算,光娶媳妇彩礼钱就要12.8万元。一个儿子搭50万元,两个得100万元,还不累死?”

张青梅大闺女出嫁后,二闺女招了女婿进门,家里不仅有了壮劳力、主心骨,女婿小邓进家入伙还带来了2万元。

翼城当地早就有入赘习俗,城乡区分并不明显。以前招亲讲究改姓,要立字据,有中人作证。后来姓名基本不改了,但是养老的义务体现出来,生养老、死戴孝。“招亲养老进一步拉齐了男女平等,村里的双女户、独女户并不感觉低人一等。”翼城县县长杨春权说,不少上门女婿还当了村干部。

中卫乡人望村算得上是名副其实的“驸马村”,全村222户中,双女户41户,招亲户就有45户。

61岁的冯翠玲是个刚强的女人,丈夫去世16年了,她既当爹又当妈,把两个女娃拉扯大。丈夫去世,欠了10多万元医药费,家里经济压力太大,盼着闺女们都嫁出去,“她们过好就行了,我招不招女婿无所谓。”

后来提亲的都是让她招女婿,冯翠玲就一句话:“家里有外债,不怕你就来!”

大闺女招了晋中介休的女婿,没多久生下来一双儿女,两口子还在县城里买了135平方米的房子,但花了40多万元后,再也没钱装修了。

平日里,大女儿和女婿外出打工,冯翠玲在家照顾孙辈、侍弄农田。前段日子她骑电动车送孙子、孙女上学,在巷口跟别的车子撞在了一起,孩子没事,自己右腿膝盖粉碎性骨折,卧床100天。

因为要照顾母亲,别人给苹果树套袋,一天挣60元,冯翠玲女儿只能挣50元,“一块也是挣,两块也是挣,只要咱肯下辛苦,不愁日子过不好。”大女儿匆匆回来支援,照顾老人之外,也不忘打点零工。

两个孩子一年最少花销1万元,“再有钱,没孩子就没心劲儿。家里光有老人,再安逸也不开心。说到底,中国人活人是活娃呢。”冯翠玲的话透着哲理。

时光流转,孩子们将来留在村里的可能就越小,“驸马村”招亲养老面临的挑战就越大。

同样是在人望村,62岁的农民张大有虽有俩女儿,却一个都没有招成亲。

大女儿读大学走了,谈对象、找工作都在县里,大女婿又是独生子,没法招亲。本来老两口一直盼望着小女儿能招亲,她也满口答应。但等到20岁谈上恋爱以后,死活也不招亲了。

“能不能换一个呢?”老两口不停给小女儿做工作。

“不行。”小闺女铁了心,“你把我留在家里,我也不一定给你养老。”

张大有的老伴儿气得卧床一月,最后没办法,只好摊牌,“外面你要感觉强,你就走,只要你管我们就行。”小女儿满口答应。

如今老张家的日子有些冷清,“总感觉眼前没人,不红火。”家里的房子没心劲儿收拾,院子里也有些荒芜。

人望村党支部副书记、老计生员杨春香说,与张大有的情况类似,“村里还有几家房子装修得好的,女儿都考大学出去了,不会回来招亲了。”

但人口老龄化已经迫不及待来了。我国是世界上人口老龄化程度比较高的国家之一,老年人口数量多,老龄化速度快,应对人口老龄化任务重。据世界卫生组织报告,中国人均寿命达76.1岁,一些“高寿”的城市和地区的人均预期寿命超过82岁。

梁中堂认为,人口过程的特点具有历史连续性,有些人口现象虽然是现实发生的,但其后果却将潜伏几十年才显露出来。

鉴于此,翼城县已向山西省卫计委打报告,申请开展自主生育试点,以期为若干年后国家进一步调整完善计划生育政策提供参考依据。

“国家全面放开二孩政策,正好与经济下行叠加在一起,所以近期的数据不一定能准确反映老百姓的实际生育意愿。”翼城县委书记郭行杰说,“但不论经济上行、下行,老龄化的挑战都摆在那里。”

“人口问题本质是发展问题,控制人口是为了更好发展。人口多了,可以限制少生。假如人口少了,政策再鼓励生育未必就灵。”翼城县第二任计生委主任冯才山说,“人口生育有其规律,遵循就可以事半功倍,翼城的启示或许就在这里。”

(应采访对象要求,文中张彩云、李继宗、刘森林、张大有、李静等人为化名)

制图:李姿阅

来源:news.sznews.com

标签:二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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